W07 1016-2

關係企業與關係人

💬 課間答同學問（問題開頭缺漏）

這裡我們只是做一個大致上的對照。因為這兩個查核辦法，分別源自《所得稅法》第43-1條與第43-2條，但目前我國稅法中並沒有獨立的章節來統一規範「關係企業課稅」。

若依理想立法設計，老師會主張在《營利事業所得稅法》中，應單獨增設一章或一節，明定：

什麼是關係企業？
什麼是關係人？

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的區分

所謂「關係人」必然涉及自然人或財團法人。
營利事業是以經營與獲取成果為設立目的；但財團法人與自然人則不然，這兩類主體在稅務上參與企業經營時，往往形成不同性質的控制或利益連動。

特別強調，在華人社會中，親屬與人事連帶關係的邊界並不明確。
東方文化裡強調「老臣」或「班底」的忠誠與信任關係，這種關係未必是親屬關係，但實質上具有同樣的控制效果。

舉例來說，王永慶與王永在兩兄弟屬二親等關係，他們共同創立企業時，彼此構成關係企業。
然而，第二代接班後，隨著持股分散，形式上的「關係人」地位可能喪失，但實際上仍存在經營與人事上的密切互動。
這種情形正顯示，法律上仍需設置「概括條款」來捕捉這類實質控制的情況。

稅法與公司法的認定差異

接著回到同學的問題：「為什麼稅法的標準與公司法不同？」

稅法之所以對上市櫃公司設下「單獨持股最高且達10%即為關係人」的標準，主要是針對大型家族企業。
這些企業常利用以下方式穩固控制權：

交叉持股；
財團法人（如基金會）持股。

而財團法人只能單向持股公司，公司不能反向持有基金會股份。基金會作為「金盒」，並非「人盒」，卻能藉由持股結構集中投票權。
這類規範設計，主要在防杜透過基金會或交叉結構進行的控制與稅務規避。

在《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中，基金會也被視為「關係人」的一環。這正是針對家族型上市企業常見的交叉投資安排所設的防杜機制。

台塑集團的交叉持股模式

進一步舉台塑集團為例。
台塑集團是台灣交叉持股最具代表性的企業體，所謂「台塑四寶」——台塑、南亞、台化、台塑石化——各自為獨立公司，卻彼此持股交錯，形成緊密的股權環環相扣。
加上長庚基金會作為財團法人持股，便可牢牢鎖定集團控制權。

雖然長庚基金會個別持股比例可能僅10%至15%，但四家公司之間的交叉結構使得：

市場派幾乎不可能取得10%以上股份；
公司內部投票絕不會失守；
控制權永遠掌握在王家及其核心信託手中。

王永慶設計的核心原則就是「王家永不分家」。
只要控制財團法人，就能穩定控制四家上市公司，這種封閉性結構讓「外部勢力奪權」成為不可能。

日本企業的影響與交叉持股文化

王永慶的企業布局深受日本企業文化影響。
日本的上市櫃公司常見「交叉持股」，例如 Toyota 與 Nissan 雖互為競爭對手，卻同時持有彼此股份，並在公司表決時支持對方公司派。這種相互持股的現象在日本極為常見，形成以銀行為核心的產業聯盟。

美國人曾批評這種結構助長了戰前日本的軍國主義——像三菱重工、三井物產等皆由財閥銀行支撐。
戰後，美國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推行「財閥解體」，作為日本非軍事化的重要政策之一。
但美軍撤離後，日本財閥又自然重組，形成以銀行為核心的「企業集團」。這些結構在戰後經濟發展中仍發揮關鍵作用。

📚 題外話
日本作家山崎豐子多部小說——《華麗一族》、《太陽之子》、《不毛之地》、《女人的勳章》等——皆以銀行、航空、商社為舞台，描寫企業內部權力鬥爭與財閥體制的影響。
這些作品從文學角度呈現了企業交叉控制與權力網絡的實況，對理解「關係企業」的社會脈絡極具參考價值。

小結：稅法設計的針對性

綜合來看，稅法中的「10%單獨持股」與「20%控制關係」等規範，明顯是針對家族型企業與基金會結構的稅務規避行為而設。
而公司法的規範重點在於治理與揭露，要求企業揭示合併報表以利市場透明。

稅法則更關注：

所得流向與利潤分配；
關係企業間的稅基侵蝕；
經濟實質下的控制與利益歸屬。

因此，兩者雖都以「關係企業」為對象，但立法目的不同，標準也相應分化。

關係企業課稅與立法技術的差異

我們還是回來談立法者的規範技術。第43-1條與第43-2條，都是關係企業課稅的重要依據。不過，第43-2條有明確的授權規定，因此我們得以訂立關係人負債相關的查核辦法。

這裡要特別說明，公司法與稅法的出發點不同。公司法的目的在於規範企業經營行為，要求關係企業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揭露彼此間的財務與業務往來資訊；
而稅法則關心的是所得的流向，特別是關係企業間盈餘或利潤分配之後，這些所得最後進入哪些關係人或關係企業手中。

公司法與稅法目的的層次不同

公司法的重點在企業治理與資訊揭露；
稅法的重點在於課稅公平與所得歸屬。
就像財務報表與稅務報表的差異——財務報表著重企業經營體質與獲利能力，稅務報表則在反映應課稅所得。

因此稅務上必須追蹤誰實際控制了這筆經濟成果。我們會進行「經濟實質」的觀察。雖然財務上也有同樣的概念，但焦點不同：財務上關心經營結構的真實性，稅務上關心所得流向的真實性。

從整體來看，稅務的觀察較貼近實際，但目前法規的立法技術過於複雜、規範明確性不足、法律保留原則也不夠完整。這些都造成實務上解釋歧異與適用困難。

關係企業與關係人定義的技術問題

若要建立一套清晰的關係企業課稅體系，應該先界定關係企業與關係人的控制標準。
以公司法為基礎的50%股權持有比例，可作為直接控制的明確門檻；
但稅法則可進一步規定，若持股達20%，可推定存在控制或從屬關係；
若對象是上市櫃公司，單一持股最高且達10%，也應視為具有影響力。

此外，還應定義「間接控制」——例如透過其他自然人或非營利組織持股，合計超過20%，也屬於控制或從屬關係的範圍。

關於親屬與人事控制的考量

在華人社會，常見透過「老臣」持股或家族信任關係形成控制，不一定能從股份結構直接看出。因此仍需保留一個「概括條款」，來捕捉那些非形式化但實質上具有控制力的情況。

現行制度中，以二親等為關係人範圍可能過窄，容易被規避。
可以考慮放寬至三親等或四親等，以符合華人社會中家族控制的實際情況。
但現代企業中，即使兄弟之間各自持股超過20%，也未必有共同經營或移轉定價行為，因此仍應允許當事人提出證據推翻這種推定關係。

換言之：

超過50%的直接控制是明確的；
超過20%或10%的持股屬推定控制；
當事人可舉證推翻推定，證明未形成控制或從屬關係。

關係企業稅制應具備的規範內容

若要制度化關係企業課稅，法規中應明確定義以下事項：

直接控制與間接控制 的判斷標準；
推定與舉證推翻 的機制；
自然人親屬範圍（如二親等或三親等）；
重要人事職位 的判定，例如董事長、總經理、執行長；
財務控制：借貸或融資金額達一定比例；
投資比例門檻：持股達特定比例即推定控制。

這些要件若能統一規範，才能避免現行查核辦法分散、文字定義不一所造成的混亂。

制度層級的建議

臺灣確實需要一部專門規範「關係企業課稅」的法律。
就像信託法制橫跨所得稅、遺產稅與贈與稅一樣，關係企業課稅涉及營利事業所得、跨國交易與移轉定價等多重面向。
若能獨立成章，釐清定義、統一標準、落實授權，才能真正建構完整的法制基礎。

Transfer Pricing 與關係企業課稅

在 Transfer Pricing（移轉訂價）制度裡，範圍包括「成本費用分攤協議」以及「移轉定價的交易行為」。
所謂交易行為，涵蓋：

貨物的交易與轉讓；
勞務的提供與移轉；
資金的安排與借貸。

透過資金的借貸，若以高於或低於市場利率的條件進行，便可能讓關係企業一方透過利息支出或收入，達到移轉或操縱利潤的效果。這種情形在關係企業之間極為常見。

控制從屬關係的三個面向

控制從屬關係可從「人事、業務、財務」三個層面觀察：

財務面
包括資本組成、公司營運資金的運用方式。
人事面
涉及重要職位（如董事、經理人）以及股東表決權的控制。
業務面
觀察主要經營項目是否在相同產業領域，或存在上下游依存關係。

透過這三個面向，可以建立出關係企業課稅法制的體系。
不論是從立法者角度，或是在企業端協助稅務規劃，都應以相同的結構思考問題：
先辨識可能發生的控制關係，再於立法或制度上設定相應的規範。

關係企業課稅法制的思考方向

臺灣目前尚無一部完整、統合的關係企業課稅法律。
若要建構此一體系，應當從制度層面出發，分析他國法制經驗，並依我國企業特性調整設計。
這是未來稅制發展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因為現行制度分散於各條文，缺乏統一性。

第43-1條與第43-2條的關聯

依 OECD 的 BEPS（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行動方案，第8號、第9號、第10號行動項目均涉及 Transfer Pricing，要求企業提出「三層文具」報告（即 Master File、Local File、Country-by-Country Report）。
其中第4號行動方案則專門針對「關係人借貸與資本結構」問題。

我國《所得稅法》第43-1條與第43-2條，基本上是依據 OECD 早期的反資本弱化（anti-thin capitalization）概念設計。
採取「負債與資本投入比例3比1」的標準。

也就是說：

若企業對關係人負債超過自有資本三倍，
則超過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反資本弱化的稅務與非稅目的

假設公司資本額為100萬，但實際營運需要更多資金。
出資人選擇不再投入資本，而是以債權人身分借給公司300萬。

這樣做的動機分為兩種：

非稅目的：
借款者在公司破產時可優先於股東受償，透過債權身分保障自身利益。
稅務目的：
利息支出可列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費用，藉此降低應納稅額。

因此，關係人借貸兼具稅務與非稅雙重利益。
若企業資本僅100萬、借款達900萬，就可能利用高額利息支出避稅，同時又以債權人身分優先受償。
這正是「反資本弱化」規範設立的原因。

範例說明

若資本投入100萬，之後再借給自己公司300萬：

超過3倍比例的利息支出部分不得列為費用；
3倍以內部分仍可列支；
若超過上限，則該利息將被視為非正常財務安排。

這樣的規範兼顧課稅公平與債權秩序，防止透過資金結構設計達成避稅。

第43-3條與第43-4條：受控制外國公司（CFC）

第43-3條與第43-4條於104年新增。
第43-3條規範「受控制外國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其目的在於防止營利事業藉設境外公司遞延課稅。

此條與《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1條之個人 CFC 制度相互對應。
兩者規範結構幾乎相同，差別僅在：

若控制者為自然人 → 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1條；
若控制者為營利事業 → 適用《所得稅法》第43-3條。

可直接對照兩條條文，分析內容差異與一致之處。

第12-1條與第43-3條的條文設計相似，但實際操作上仍存在解釋上的困難。
在閱讀條文時，應以「構成要件」方式逐項拆解，理解其適用範圍與判斷基準。

第43-3條與《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1條的比較與拆解

我在閱讀條文時的習慣，是用「構成要件」的方式去拆解它。就像在分析房地合一稅或土地增值稅一樣，每一條稅法都可以分成幾個基本部分：
稅捐主體、稅捐客體、稅基的計算方式，以及申報義務的規定。

一、所得稅法第43-3條的拆解

（1）適用主體：
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

（2）適用客體：
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民國境外、屬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的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
持股比例達 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

（3）重大影響力的判斷：
可能包括：

持股20%以上，或持股10%且為單一最大股東；
在人事、財務、業務上具有實質控制力。

（4）課稅要件與所得認列：
除非符合條文所列排除條件之一，營利事業應將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
依持股比例與持有期間計算投資收益，認列為當年度應稅所得。
這構成 CFC（受控制外國公司）制度下的核心規定。

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1條的拆解

（1）適用主體：
個人及其關係人。

（2）適用客體：
同樣是持有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
合計達50%以上，或具有重大影響力。

（3）特殊規範：
因為是個人層級，所以條文將「持股範圍」擴及：

個人本人、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
合計持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達 50%以上，或
個人及其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合計持有 10%以上，即符合條件。

條文這一段語句密集且未分句，必須多次對照閱讀才能釐清。
文字結構上並未區分「個別10%」或「合計10%」，因此實務上爭議不小。

（4）所得認列方式：
個人須將該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
依持股比例（但未規定持有期間）計算營利所得，
並與第12條第1項第1款（即境外所得）合併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若該年度境外所得未達新臺幣 100萬元，則免予計入。

這與營利事業的規定相對應，只是個人沒有持有期間的限制。

三、兩者之比較

項目	營利事業CFC（43-3條）	個人CFC（12-1條）
適用對象	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	個人及其關係人
持股門檻	直接或間接持股 ≥50% 或具重大影響力	同上，但計入配偶及二親等親屬合計
重大影響力	人事、財務、業務控制	同樣適用
認列方式	按持股比例與持有期間計算投資收益	只按持股比例計算
免稅門檻	實質營運活動或盈餘低於一定基準	實質營運活動，或境外所得未達100萬
低稅負判定	稅率低於我國20%之70%，即14%；或僅課境內所得	同樣依43-3條第2項準用

四、實質營運排除條款

依第43-3條第1項第1款與第12-1條第1項規定：
若該關係企業在所在地有「實質營運活動」，即不視為受控制外國公司，
不需將其盈餘併入國內應稅所得。

所謂「實質營運」，在我國法未明文定義，
但依 OECD BEPS 第3號行動方案，其涵蓋：

有實際營業場所與員工；
主要收入來自實際商品或服務；
非僅為被動投資或盈餘終端分配工具。

若企業僅作為資金停泊或稅負轉移之工具（例如紙上公司），
則不符合「實質營運」的排除條件。

五、低稅負國家或地區的判定標準

依第43-3條第2項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1條第2項：

由財政部認定；
若該國所得稅稅率 低於我國20%之70%（即14%），
或僅對境內來源所得課稅（如香港、新加坡），
即屬「低稅負國家或地區」；
若名目稅率雖高，但因大量稅捐優惠或減免導致實際有效稅率低於14%，
亦屬該定義範圍。

六、其他補充規範

受控制外國公司若在當地經查核簽證確認虧損，
可自次年度起 10年內，自未來盈餘中扣除（第12-1條第3項）。

個人於實際獲配股利或盈餘時，
應先減除先前已依規定認列的營利所得，
餘額再計入當年度所得（第12-1條第4項）。

若該盈餘已在當地繳稅，可於五年內提出納稅憑證申請國外稅額扣抵（第12-1條第5項）。

整體而言，第43-3條與第12-1條互為鏡像條款：
前者針對企業層級的 CFC 課稅，後者針對個人層級的 CFC 課稅，
均以防止境外避稅與遞延課稅為目的，
但在構成要件、計算方法與免稅範圍上，仍存在細微的制度差異。

43-3的後續規定與課稅機制

盈虧互抵規定

43-3第3項規定了「10年盈虧互抵」，
其運作方式與一般營利事業所得稅相同。
也就是說，受控制外國公司（CFC）的虧損，可自次年度起十年內，自其盈餘中扣除。
這是比照營利事業所得稅法中一般的盈虧互抵規範設計的。

重複課稅的排除

依43-3第4項規定，
當營利事業實際獲配該關係企業的盈餘時，
若該部分盈餘在過去已依43-3第1項「設算」為投資收益並已課稅，
則不再重複課稅。

因為在CFC制度下，盈餘尚未實際分配前即被設算入國內所得課稅，
所以當日後實際配發時，應避免再度課稅。
這並非稅捐優惠，而是避免同一筆盈餘遭到雙重課稅的確認條款。
只有超過前次認列範圍的盈餘，才需於獲配年度計入所得額課稅。

外國稅額扣抵

若境外受控制公司在當地已繳納所得稅，
我國營利事業可自「任列投資收益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
向稅捐稽徵機關提出經駐外單位驗證之憑證，申請外國稅額扣抵。

此制度與《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的外國稅額扣抵規定相同。
但依條文規定，其可扣抵稅額不得超過因加計該投資收益而增加之國內應納稅額。

換言之，我國不以稅收去補貼外國稅負。
最高可扣抵額即為實際繳納的外國所得稅額。
若外國稅負高於我國稅負，超過部分不得再扣抵。

課稅邏輯與設算性質

43-3制度的邏輯，是將境外未分配盈餘「提前設算」為國內營利事業的所得。
這是一種屬人課稅的延伸適用。

當境外CFC尚未將盈餘實際匯回時，
我國稅法即假定其盈餘已分配，
並依營利事業持股比例、持有期間計算所得額課稅。

因此，43-3並非提供任何稅捐優惠，
而是以「權益法」（equity method）概念計算投資收益的設算課稅制度。
所不同者，只是計算的對象是「境外營利事業的盈餘」。

43-3與43-1的區別

43-3與43-1皆屬關係企業課稅的制度，但目的與構造不同：

43-1（移轉訂價）：
著重於關係企業間的「交易行為」是否以公允價格進行，
若透過成本費用分攤協議、移轉定價或其他交易操縱盈餘，
稅捐機關可依規調整其所得額。

43-3（受控制外國公司）：
著重於「控制關係」而非交易行為。
當境外低稅負地區的公司沒有實質營運，
盈餘又未分配時，則直接設算課稅。

簡單講：
43-1適用於有實質交易、透過價格操縱移轉盈餘的情形；
43-3適用於沒有實質營運、僅藉低稅負設立境外公司的情形。

如果該境外公司確實有實質營運，
仍可能構成關係企業，適用43-1的規範，
特別是在其與國內企業間存在移轉定價或成本分攤行為時。

第43-4條：實際管理處所（PEM）

所謂的PEM，也就是「實際管理處所」。
依據43-4條的規定：
「依外國法律設立而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應視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依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換句話說，如果一家公司雖然是依外國法律設立，但它的實際管理處所在我國境內，
那麼就應視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的營利事業。
這樣的公司在我國境內經營，就應該依照所得稅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課稅。

所得稅法第3條與「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的意義

要理解43-4條的意涵，必須回頭看所得稅法第3條中所說的「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
在第3條條文裡，我們其實不太清楚「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究竟是什麼意思。
透過43-4條的規定，可以反面解釋出：

若是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設立的公司，那就屬於「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
相對地，若是依外國法設立，但實際管理處所在我國境內，就視為總機構在我國境內。

這樣的設計，是因為我國公司法與稅法對「稅籍居民事業」的認定標準，是採設立法準據主義。
也就是說，公司在哪個國家設立，就屬於那個國家的公司。

設立法據與稅籍操縱

在國際租稅的架構下，只要採用形式法據作為判斷標準，
企業就可以透過改變設立依據的國家，來改變自己的稅籍身分。

以美國為例，美國最常見的情形就是「特拉華州公司」的現象：
許多公司其實都在加州、紐約等地經營，
但卻選擇在特拉華州設立公司。
因為特拉華州對公司最友善，責任限制最多，
而且一旦發生訴訟，就得回到特拉華州法院去。
這使得企業實際經營地與設立地分離，但在形式上仍符合法律規定。

臺灣的情況也類似。
如果依公司法設立的公司，就屬於「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
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這樣的公司就要對全球所得課稅。

例如：臺積電依公司法設立，因此它在美國、歐洲、日本所賺的錢，都要算入臺灣的所得稅課稅範圍。
但若企業想避開這點，它可以「依巴拿馬法」設立公司，
在臺灣只設分公司，
如此一來，日本、歐洲、美國賺的錢就不算在我國境內所得。

這樣的手法，其實本質上仍是臺灣人設立的企業，只是掛了一個外國法律的名義。
這就像海商法裡的「掛旗船」制度——船東是臺灣人，但船掛巴拿馬旗。
「實際管理處所」條款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這種掛旗式的規避行為。

形式法與實質法的差異

英美法系國家多採「設立法準據主義」，
歐陸法系國家則多採「實質營運地原則」。

因此在國際租稅規劃上，就出現了「荷蘭夾愛爾蘭三明治」這類結構。

荷蘭屬於形式法準據，
愛爾蘭屬於實質營運地判斷，

企業可以利用這兩者的不同，
讓在歐盟境內的收入被歸屬到最低稅負的地區，達到避稅效果。

同樣的問題在我國也存在。
因為我們採設立法準據標準，雖然明確但容易被規避，
所以需要引進實質管理處所的判斷機制。
也就是說，用43-4的實質判斷，來補足第3條設立準據的形式漏洞。

實際管理處所的判斷標準

依43-4第3項的規定，判斷實際管理處所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可以從下列三個角度觀察：

重大經營決策地點：
- 若公司的重大經營決策或人事管理決定是在中華民國境內作成，
  或由境內人員所為，就可認定經營決策中心在臺灣。
財務與會計處理地點：
- 若該公司的財務報表及會計資料在我國境內製作，
  且由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
  基本上可視為其財務營運中心在臺灣。
主要經營活動地點：
- 若主要業務活動實際執行於臺灣境內，
  則其營運實質也在臺灣。

關於這三項標準，不必三者同時成立。
只要其中一項能夠具體顯示公司營運的實質在我國境內，
就可以被推定為「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實際管理處所的實務運作

依43-4第4項授權，
財政部在106年訂定了《實際管理處所適用辦法》。
該辦法明確列出實際管理處所的認定基準、舉證責任及適用程序。

這樣的制度設計，是為了防止企業藉由設立地與營運地分離的手段，
去改變稅籍身分，進而規避屬人課稅義務。

因為不同稅籍的判斷標準，會直接影響企業的所得額計算與課稅範圍。
所以43-4是我國在採取形式法據標準下，
補充用以強化實質課稅判斷的重要條款。

這樣的制度，也被認為是一種防杜稅捐規避的規範。
特別是針對那些利用登記地與營運地不同，
藉此降低稅負或逃避我國稅收的跨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