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08 1023-2

同學提問、講者回覆與老師講述紀錄

W08 10.23

同學提問一（子軒）

子軒同學：
今天報告提到若以死因贈與課徵贈與稅，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條由受贈人作為納稅義務人。
我認為即使如此，也不至於違反立法政策，因為贈與稅以受贈人為義務主體，更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真正應檢討的，應該是一般贈與為何仍由贈與人負擔贈與稅，這或許才是立法設計的問題。
此外，報告雖非判決體系，但若能提出具體假設案例（如甲立死因贈與契約，死亡時應納何稅、由誰負擔），或許能更清楚呈現問題意識。

講者回覆（董斯平）

董斯平：
感謝子軒的意見與提醒。
針對第一點，我在書面報告第七頁其實也提到，所謂「不公平性」主要是指贈與人於選擇不同契約形式時，可能導致不同的稅負結果。
我並非主張受贈人作為納稅主體違背立法精神，而是反向思考：
若贈與稅應以受贈人為主體，則一般贈與現行制度的正當性，反而可能受到挑戰。

至於案例部分，原本因考量到不同型態（如不動產、信託、金錢給付）而未具體舉例，
但確實如你所說，透過一個整合式案例可讓分析更聚焦，這點我會在後續文字報告中補強。

同學提問二（學長）

學長：
關於報告的內容，我主要想釐清兩個問題。
第一，是死因贈與是否構成稅捐規避或逃漏稅行為？
第二，若從法律形式選擇自由的角度出發，是否可視為稅捐規避的手段？

講者回覆（董斯平）

董斯平：
這部分我以兩點回應。

第一，關於稅捐規避與逃漏稅的界線
爭議核心在於「申報期間」與「核課期間」的認定。
若將贈與契約立契時即視為稅捐債務成立，則贈與人可能於二十年前即應申報，
但財產移轉實際上於死亡時才生效，這會導致核課時效與申報義務無法銜接。
此種情況下，實務上難以具體課稅，亦可能被稽徵機關認為涉及規避行為。

第二，法律形式選擇下的規避效果
死因贈與確實可能構成稅捐規避。
例如：若契約成立但未移轉所有權，被繼承人死亡後才生效，
則在遺產稅實務上通常仍會將該不動產計入遺產總額，並同時認列等額未償債務，
以避免重複課徵。
此種情況若透過死因贈與安排，確實可能達到規避特留份與降低稅基的效果。

目前實務尚無明確案例，行政法院亦未建立一致見解，
因此死因贈與在稅法適用上仍屬前沿議題。

同學提問三

同學：
在你的報告中提到死因贈與「立契」與「死亡」時點的價值落差。
想請問，這種落差應如何從「實現原則」切入理解？
另外，你主張民法與稅法中「受遺贈人」的概念應脫鉤，
但若遺贈在民法中已有明確定義，是否會超出文義範圍？

講者回覆（董斯平）

董斯平：
的確，如學長所說，現行行政機關的立場仍傾向維持民法與稅法名詞一致，
例如信託若非依《信託法》要件成立，就不被視為信託。
但從稅法實務觀點，若能以「經濟實質」方式類推適用，
或許能讓稅制更能反映財產實際移轉的效果。

我個人的立場是：
以保險為例，具有保單價值的壽險在被保險人死亡瞬間轉為「身故保險金」，
其性質應先被認定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條所列「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再依第16條第9款判斷是否排除課稅。
若能如此操作，便能將死因贈與、保險利益等死亡後財產移轉，
統一納入遺產稅體系之中，避免法制間的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