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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估價回顧與今日主題引介

上禮拜還有三個判決要介紹，完了之後，我們再看今天的另一個重點：權利金與移轉訂價的相關議題。

上禮拜提到，進口貨物到臺灣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關稅估價。目前《關稅法》第29條到第35條的規定，參考 WTO 的《關稅估價協定》。這些條文的適用順序是絕對的，原則上必須依序適用。

第29條：實際交易價格。
第31、32條：同樣貨物或類似貨物的交易價格。
第33條：進口後在國內的銷售價格。
第34條：成本加計的計算價格。
第35條：合理價格。

通常第29條是最重要的部分，實務上大多數案件不是卡在第29條，就是落到第35條。第31到34條的案例不到十分之一，約九成以上都是第29或第35條。

今天要討論的就是第35條合理價格法。我們有三個判決要看。

案例一：最高行政法院 113 年度上字第 36 號判決

首先第一個判決，是最高行政法院的113年上字第36號。這一個判決，各位可以注意一下。不曉得上次是哪些同學負責，不過我們今天再重新把事實講清楚。

這個判決所涉及的案例，是當初一家報關業者──聯締國際有限公司。在民國105年10月9號，他向海關申報進口一批快遞貨物到臺灣。一般我們說進口貨物到臺灣，報關業者只是幫忙辦理報關，真正的貨物到底是誰要收，才是關鍵。在這個判決裡面寫得很清楚，收貨人登記的是一個叫「蔡佩珍」的個人。

這批快遞貨物在報單上記載的名稱是什麼？寫的是「BOOKS」，好像就是要進口一批書到臺灣。但是海關查驗之後發現，實際進口的貨物卻是大麻花。大麻花是什麼？大麻花是二級毒品，是法律管制的進口物品。所以很明顯，進口報關和實際查驗結果完全不符合。

這時候海關就要求聯締公司提出說明：你怎麼會幫忙進口報關的貨物，結果報單上寫的是書籍，實際卻進來大麻花？海關知道聯締公司是報關行，所以一定是幫進口人去報關。但問題是，進口人欄位寫的是蔡佩珍。後續再去查，發現這個蔡佩珍所留的電話是一個空號，是人頭卡，收件地址是超商代收。講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根本沒有這個人。沒有蔡佩珍這個人存在的情況下，海關當然覺得很奇怪。

所以海關就要求聯締公司提出個案委任書，證明確實是蔡佩珍，或者有人委任他去報關。但是聯締公司並沒有如期提出委任書或相關證明。因此，海關最後認定他違規，並加以裁罰。

他被裁罰的依據是《海關緝私條例》的規定，因為這屬於虛報進口貨物的情形。剛好聯締公司在過去五年內已經有違規紀錄，所以這次構成再犯。海關就依照《海關緝私條例》的規定，按照大麻花的核定貨價來計算罰鍰。大麻花的核定貨價，在這個案件當中，核定是新臺幣61萬元，所以兩倍就是123萬元。最後就裁罰了123萬元。

這個金額雖然看起來不算少，但在實務上，這種快遞進口案件主要集中在臺北關，就是機場那邊的臺北關，案例相當多。而這個聯締公司，在我們參加「複查會」審的時候，其實很常看到，這家公司經常有一些違規被罰。

當時我們在看這個案件的時候，其實有一個重點需要釐清，就是有一部法規，叫做《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各位可以去查一下，這個《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是依照《關稅法》第27條第2項所制定的，所以它其實是有法律授權的命令。

《關稅法》第27條第1項是規定，為了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可以在特定場所辦理通關；第2項就授權財政部去訂定快遞貨物的通關相關辦法。財政部就訂出了這個《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

裡面第17條規定得很清楚：進口快遞貨物的收貨人、提貨單持有人或者貨物的持有人，如果要委任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手續，在報關的時候，要檢附委任書的原本。這就是原則規定。

但第2項有一個比較簡便的做法：前項以外的進口快遞貨物，如果是以簡易申報單來辦理的時候，可以讓報關業者先行拒絕，在貨物放行以後，再去取得納稅義務人的委任文件，或者是經納稅義務人用「實名認證的行動通訊門號裝置」回覆確認。

這個實名認證是什麼？各位可能有經驗。比如你在蝦皮或淘寶買過一些境外貨物，有時候會需要透過「EZ Way」這個APP去做確認。它的流程是，海關或快遞公司會先傳簡訊通知你，再透過 EZ Way 去點選，確認這批進口貨物確實是你買的。這個就是所謂的「實名認證」制度。如果有實名認證，或者報關業者有事先拒絕，貨物就可以先進到臺灣，再事後補委任文件。否則，原則上就是要在報關時檢附委任書。

而第17條第4項更是明白：如果報運進出口快遞貨物，有涉嫌虛報或者其他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的情形，報關業者若無法證明確受委任報關，而且也無法證明確有實際貨主存在的話，違章責任就是由報關業者來負。

所以在這個案件裡，聯締公司就是因為沒有委任書，最後就依第17條第4項被裁罰。

這家公司其實也很怨，因為它覺得自己只是替客戶服務。推測可能是國外的賣方，委託聯締公司幫忙把貨物報關進口到臺灣。可是，聯締公司既沒有向國外的賣方取得委任書，臺灣這邊收貨人蔡小姐也沒有提出相關委任文件，結果兩邊都沒有。最後責任就落在報關業者身上，所以才被裁罰。

案例一爭點一：報關業者責任歸屬

所以今天本案有兩個爭點。第一個爭點在於報關業者的責任歸屬。當報關業者無法證明確實受到真正貨主委任時，因為他連最基本的證明都拿不出來，海關依照《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17條的規定，把虛報責任歸在業者身上。這樣的處理是否合法？這是第一個爭點。

第二個爭點，則是關於管制物品──毒品的完稅價格該怎麼認定，我們等一下會再談。

我們先看第一個點。這個問題其實在關稅的實務上經常出現爭議。旁邊的判決可以看到，法官是怎麼談責任歸屬的。也就是，今天把責任歸到聯締公司身上，法院的看法是什麼。

有同學提到「法律保留」──也就是要有法律的依據。這裡的依據就是《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而這個辦法是法律授權的命令，所以具有法規依據。法院的看法就是認為責任歸屬合法。理由之一，是聯締公司之前已有相同違章行為受過處罰，卻沒有提高警覺採取防免措施，所以當事人本來就有注意義務，不能以沒有取得委任書作為抗辯。

法規規範目的與政策必要性

再來看第17條本身。特別是第4項：當快遞貨物報關業者無法證明確受委任時，違規責任就由報關業者負擔。這樣的規定合理嗎？它的規範目的何在？

有同學舉例，這就像「扣繳義務人」的制度。國家在執行稅務或管制時，如果全部由官方去追查，成本極高。因此立法政策上，就變相課予報關業者更多義務，把他們當成第一線的守門員。

這有點像銀行在開戶時必須做 KYC（Know Your Customer）。銀行必須了解客戶，否則可能無意間協助洗錢。報關業者同樣被要求扮演「守門員」，強制去做 KYC，才能過濾可疑案件，分攤國家的行政管制成本。如此能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國家資源浪費在追查根本不存在的貨主。

政策利弊與現實困境

當然，這樣的制度也有弊端。政策上雖然必要，但對報關業者可能帶來沉重的不利益。因為實務上，報關業者很難查清每一件案件是不是人頭。行政機關自己介入查緝都不容易，更遑論民間業者要逐一驗證。

舉例來說，像 DHL、JBX 這種國際快遞，每天貨物進口量龐大，要在一兩天內馬上取得進口人委任書，幾乎不可能。要求業者全面做到 KYC，確實壓力與成本都很高。

特別是像聯締這種中小型報關業者，在與大型業者競爭時，本來就依靠快速、小額案件維生。如果一旦發生違規就被處以上百萬罰鍰，對小業者的營運成本與風險承受能力來說，會非常沉重。

再者，許多快遞進口貨物金額很小，常常只是幾百塊一本書，甚至更低。如果每一件小額貨品都要嚴格查證身分，時間和成本的負擔會相當大。業者就必須在「便利客戶」與「承擔巨大風險」之間做艱難的抉擇。

因此，雖然第17條第4項的制度設計有其政策上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對報關業者是否課予過重的責任，確實存在不同聲音與質疑。

案例一爭點二：第41條刪除的意義與毒品完稅價格認定

第二個，我們可以來問一件事情：聯締在上訴過程提出一個觀點──《海關緝私條例》第41條。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法院在判決理由也有回應。

第41條原來規定：報關業者向海關遞送報單，對貨物有不實記載，得處以所漏稅額2倍到5倍罰鍰，甚至得停業或廢照。也就是說，若因報單不實致逃漏稅，報關業者要負責。但這個規定後來被刪除了。刪除的立法理由是要讓責任回歸貨主：「冤有頭債有主」，應該找貨主。

所以，上訴人主張：既然第41條刪掉了，本案就不應該罰報關業者。法院怎麼回應？

法院區分了兩種情境：

第41條的立法情境是「有真實貨主」：報關業者受貨主委任報關，報關內容如有不實，通常是貨主提供不實資料所致，不法的責任回歸貨主，故刪除第41條，不再就此類情境處罰報關業者。
本案《通關辦法》第17條第4項的情境是「連真實貨主都證明不了」：也就是本案連誰是貨主都找不到；蔡佩珍被證實是人頭。處罰對象不是被貨主欺騙的無辜代理人，而是「無法證明代理權，卻單獨向海關作出虛偽申報」的行為人。

因此，法院認為本案處罰的基礎在《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17條的責任歸屬規定，而非已刪除的第41條情境。差別在於：是否存在可歸責之真實貨主。這就是針對責任歸屬議題，法院的回應。

毒品完稅價格的認定爭點

接著看估價。爭點是：毒品既然屬禁止進口且禁止交易，法律上不存在合法的市場交易價格，那毒品進口的完稅價格如何認定？

實務上海關參考什麼？先回到本案：海關參考的是法務部「國內主要毒品買賣平均價格表」（兩年前版本），以上載「大麻」的最低交易價格，核定本案「大麻花」的價格。問題來了：

大麻 vs 大麻花是否相同？
大麻花是可直接使用的部位，致效成分（THC 等）更集中，通常價格高於一般「大麻」的泛稱貨品。以「大麻」價格去核「大麻花」，即使結果對當事人有利（較低），在法理上仍屬間接推估，非一對一對應，準確性存疑。

時點問題（資料新舊）
採用兩年前的價格表，無法反映案發時市場行情。若同時存在更接近案發時點的官方或執法資料（如刑事警察單位的同期參考價），卻未採納，將引發是否符合《關稅法》第35條「合理方法」之質疑。

合法性與合理性
海關主張以第35條「合理方法」辦理。合理不等於最低或對納稅義務人最有利，而是程序與方法需可被說服：資料來源的關聯性、時點的貼近性、標的物的一致性（品項、純度、規格）等，均應說明。

可替代的估價方法（供未來案件參考）

為提升第35條「合理方法」之說服力，可考慮：

標的物一致性
優先蒐集「大麻花」本身的交易價格（同品項、同純度、同包裝規格）。若國內無合法市場，可透過執法情報（查扣案件之既有交易證據）或跨境合作獲得。

資料時點貼近
優先使用案發當年度或最接近的期間資料；必要時提供價格平滑機制與波動說明。

來源地參照
若能取得來源國當年度刑事或藥物執法機關彙整之「大麻花」交易價格情報，可作為交叉驗證，提高即時性與準確性。

同案型資料與歷史交易
參照同一被告或同一供應鏈既往查扣案件的實際成交證據（訊據、金流、對話紀錄），以補強具體性。

分級定值（政策選項）
立法或授權命令預先設定不同毒品種類、純度分級的「每公克基準價」與修正係數，建立表單化計算。
優點：可預測、裁量一致。缺點：彈性不足，無法即時反映市場波動。

小結

責任歸屬：本案之所以不適用已刪除的第41條，是因其前提為「有真實貨主」；而本案屬「無法證明貨主與代理權」，故依法由《通關辦法》第17條分配責任於報關業者。
估價方法：對禁止物品，應在標的一致、時點貼近、來源可靠的前提下，依第35條採「合理方法」；僅以兩年前之「大麻」價格推估「大麻花」屬間接替代，應以更貼近案情的資料或分級定值機制補強其正當性與可預測性。

案例二：賽鴿案（走私出口與離岸價格認定）

事實開頭與案件背景

第二個案例是賽鴿的案件。「109年的上字1022號」，這個案件也滿特別。簡單描述一下事實：有一位船長，他申請的是到馬祖的大丘島，但沒有按照預定航線，反而到外海與大陸船做走私交易。走私的貨物其中一項是鴿子。後來被海巡查獲，送到基隆關。基隆關先以「1.5倍罰款＋沒入貨物」處理；不服後，變更為「鴿子沒入改為價金」並核為5萬元，進入訴訟。

法院聚焦兩個爭點：

鴿子的價金計算基礎如何計算。
為何將「312隻鴿子」變更為「310隻」的價金，以及價金是否另行處罰。

原告主張鴿子不是賽鴿，而是「比賽後發現不行的『失格鳥』」，國內價格大概每隻100元；基隆關則提出價金約1,802元的例子，雙方價差很大。

走私出口之法規構造與「離岸價格」依據

此案屬私運貨物出口。謝成欽先生為「廣福號」雜貨船的實際管理人，申報要自馬祖北竿運貨至大丘島，但實際卻駛向高登島外海，與陸籍小船接駁，將貨物私運至陸船。北部海巡署當場查獲，性質屬「私運貨物出口」。

法規依據：屬「私運／走私」問題，適用《海關緝私條例》第36條（與「虛報進口」第37條不同）。
罰則幅度：第36條規定「處貨價三倍以下罰鍰」。此處關鍵在「貨價」的認定。
出口貨物貨價：同條例另規定「出口貨物之貨價，依離岸價格（FOB）計算」。因此，需先決定離岸價格，再據此裁量至三倍以下。

但當前《關稅法》第29至35條的估價體系，是用在「進口完稅價格」，並未明文規範「出口之離岸價格」如何決定。於是本案上訴人（基隆關）主張可「參考」第35條之精神──依查得資料，採「合理方法」核定。換言之，在出口離岸價無明確遊戲規則時，是否得採「合理方法」成為本案核心之一。

法院審查：海關提出之「1,802元」推估存在瑕疵

法院認為，海關提出之證據仍有瑕疵，未達足以形成「每隻1,802元」確信的程度。主要問題點包括：

區間過廣且未說明方法論
海關引用交易網站之價格「區間」過廣，但未交代抽樣、樣本代表性、條件控制（血統、品相、年齡、健康、證書）與估值模型，說服力不足。

專家選任不相當
海關曾諮詢「犬貓美容／犬展相關」人士。法院指出，該專家與「鴿子」領域關聯性薄弱，專業適配性不足，意見可信度大打折扣。

標的錯置：以賽鴿價格估「失格鳥」
海關引用網拍「有血統賽鴿」價格，但本案當事人主張是「失格鳥」。法院進一步從客觀事實推論此說法非無可能：例如「運送與籠位安排」顯示對鴿之照護未達一般賽鴿標準──不太可能把7、8隻甚至10多隻擠在同一籠急運，若真是高價賽鴿，處置方式應更為珍惜。因此，以高價賽鴿價格推估本案標的，失之不當。

內部資料可信度不足
海關提出「內部電腦列印之資料庫A4紙張」。法院質疑其可驗證性與可交互檢證性：單純內部列印缺乏來源、更新時點、蒐集方法與外部驗證，證據力薄弱。

基於以上，法院傾向接受「失格鳥」之可能，視為價格顯著較低之品類，否認1,802元推估的充分性。

實務困難：海關為何會找不到對口專家？

法院雖嚴格要求證據，但亦可理解海關的困難：不是每個細分領域都有 readily available 的鑑價專家或公開市場。像賽鴿這類「小眾、專業門檻高」的標的，行政機關不一定一開始就找得到最適切的鑑價人員。這也是實務瓶頸。

制度建議與方法學補強

面對「出口離岸價」缺乏明確規則、標的市場資訊稀疏的情況，為了讓第35條精神下的「合理方法」更有說服力，可考慮：

建立跨域鑑價專家庫
由海關主動與產業公會、學術單位、鑑定協會合作，建立分門別類且具資格認證的專家名單。動物類再細分：鳥類、家禽、爬蟲、水族等，提升專家選任的「適配性」。

專家報告標準化
要求專家出具「物價報告書」，敘明：估價依據、方法、參考市場、樣本來源、條件控制（品種、血統、年齡、健康、競賽紀錄）、限制與不確定性分析，而非僅提供寬幅價格區間。

標的分類與「用途」辨識
明確區分「賽鴿 vs 失格鳥」等不同經濟角色。估價不僅看生物學分類，更看社會經濟脈絡下的用途、稀有性、市場接受度與交易習慣。法院在本案即據「運送與照護方式」推論經濟類型，值得納入估價流程的實證佐證。

資料可驗證性
建立可對外查核的資料來源與更新機制；內部資料須有來源、時點、抽樣與驗證紀錄，以利法院審查。

歷史交易與相似案型比對
蒐集同供應鏈或相同業者之既往交易證據（包含金流、詢價紀錄、通訊紀錄），補強具體性。

估價的本質提醒：不僅是「物理屬性」，更是「社會經濟功能」

法院的細膩區分，凸顯估價的核心不在物理或生物分類，而在特定社會經濟脈絡下的功能與市場地位。就像古董字畫，物理上只是紙與顏料，但其歷史與藝術價值形塑經濟價格；賽鴿亦然。若其實是「失格鳥」，經濟角色已自高價投資品跌為淘汰品，價格自然不同。估價實務應重視此一「用途與功能」導向，而不僅止於名稱或物種。

小結

本案性質為「私運貨物出口」，罰鍰基準為「貨價三倍以下」，而貨價以出口之「離岸價格」為準。因缺明文估價規則，實務上常借鏡第35條之「合理方法」。
法院否定海關每隻1,802元的推估，理由在於資料來源、專家適配、標的一致性、可驗證性均有瑕疵，且「失格鳥」之可能性不應忽略。
制度面建議包括建立專家庫與標準化報告、強化標的用途辨識、提升資料可驗證性、與同案型歷史交易比對，讓「合理方法」更具可預測性與正當性。

兩個案例的比較：大麻花與賽鴿

差異觀察

我們從前面兩個案例可以看到一件事：
在大麻花案件，法院接受了政府提供的毒品價格表，幾乎沒有太多質疑；但在賽鴿案件，法院卻否定了海關引用的網路拍賣數據。這裡的差別，正體現在《關稅法》第35條「合理方法」的運用上。

為什麼會有不同標準？

對當事人的利益影響
在大麻花案件，海關採用的價格相對偏低，對當事人反而較有利。因此法院即便採取較寬鬆的認定，也不至於過度侵害權利。相對而言，賽鴿案件中，若認定每隻1,802元，對當事人處罰明顯不利，法院自然審查更嚴格。

物品性質差異
賽鴿與「飼鴿鳥」本質上已屬不同類別，不只是價格高低的問題，而是類別錯置的問題。海關拿「賽鴿」的拍賣數據來推定「飼鴿鳥」的價值，本身就不具關聯性，法院因此難以接受。

數據來源的客觀性
大麻花案件中，法務部提供的毒品價格表，雖然是在模擬一個不存在的合法市場，但因由政府主管機關系統性蒐集，具備一定的客觀性與普遍性，法院傾向信任。
相對地，賽鴿案件裡，海關引用的只是網拍數據，加上找來的專家並非鴿子領域，缺乏正當性與專業性，法院自然要求更嚴格的審查。

小結

因此，兩個案例的差異在於：

當事人權益是否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標的物本質是否錯置（「賽鴿」與「飼鴿鳥」之別）。
數據來源是否具備客觀性與正當性（法務部系統性資料 vs. 網拍不確定性資料）。

賽鴿案件的補充整理

法院對證據的看法

在賽鴿案件中，法院針對海關提出的各項資料逐一檢視，認為存在多處瑕疵：

電腦存檔資料
海關僅提出內部電腦存檔列印的資料。法院認為，這類資料必須有其他可靠憑據支持，否則不足以單獨作為證據。
網站標價資料
法院指出，網站上的標價內容是否客觀正確難以查考，且標的物性質若屬「飼鴿鳥」而非「賽鴿」，則該數據與本案不具關聯。
專家意見的適格性
海關引用犬貓美容領域專家的意見，法院認為該領域與鴿子估價無關，且價格區間過大，欠缺專業性與可信度。
引用刑案判決資料
上訴人援引其他刑案中的專家意見。法院認為，刑案中的專家曾在法庭公開具結鑑定，符合程序；但本案所引用的專家意見並未經公開程序、「具結」，無法作為有效鑑定依據。
當事人前後不一致陳述
法院認為，即使當事人自調查以來陳述前後不一，仍不能要求當事人自證。裁罰案件的舉證責任應由行政機關承擔，而非當事人。

納保法第14條的討論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4條規範的是「推計課稅」。
法院指出，本案並非直接適用該條，但在本質上，推計走私貨物價格與推計稅額的方法論相同，因此可以「類推適用」。
也就是說，雖然沒有直接適用，但其估價推計的邏輯可作為參考。

第三個案例：進口螺肉低報案

案件事實概要

本案涉及 上華貿易有限公司 於 2016、2018、2020 年間，分三批自日本進口螺肉罐頭、榨菜、竹筍罐頭等食品。申報價格明顯偏低：

申報價格：每箱僅 40 美元
日本財務省出口統計：每箱 195–240 美元

此外，基隆關在事後稽核時發現，進口人付款方式異常：

公司名義：先匯出與報關金額相符的小額款項。
個人名義：幾日後，再由石國昌個人匯出金額較大的款項。

兩筆款項加總後，與日本出口統計價格相符。海關因而認定有低報貨價、逃漏關稅及營業稅之情事，並予裁罰。

核心爭點

應適用哪一條估價規範？
- 進口人主張：既然海關不採信發票價格，應依《關稅法》第31–35條推估。
- 海關及法院見解：本案可直接依 第29條交易價格處理，無須進入推估程序。
29條交易價格的涵義
- 不僅限於發票所載金額，而是指 買方為取得貨物所支付的一切款項（直接或間接）。
- 本案透過金流分析與日本出口資料比對，已可還原真實交易價格，因此得以直接適用第29條。
- 此見解符合 WTO 關稅估價協定之精神：交易價格須反映買方實際支付之總對價，而非僅憑發票金額。

故意認定

法院認為，上華公司並非單純過失，而是具有 故意逃漏稅捐，理由包括：

行為的複雜性與隱匿性
- 採分筆付款、不同主體匯款，並以虛偽名目掩飾。
行為的反覆性
- 三次進口（2016、2018、2020），皆採同樣手法，非偶發，而是系統性安排。
利益的重大性
- 發票價格 40 美元 vs. 實際價值 200 美元以上，差距懸殊，顯示有強烈誘因。

綜合以上，法院依經驗法則，從外部客觀行為推論其內心主觀意圖，認定屬故意，而非過失。

小結

本案彰顯：

第29條交易價格涵蓋實際支付之所有款項，發票僅為參考。
海關得透過金流比對、出口統計等間接證據還原交易價格。
認定故意與否，實務上常從 行為複雜性、重複性、利益重大性 三方面推論。

以上即為第三個案例的整理。接下來，課程進入下一階段前，安排休息七分鐘。